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 ——西史乱颠倒 一黍定乾坤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李晓鹏博士 Author 文行先生
文行先生按：
本文根据《西方考古学体系是伪学》（上篇、下篇）整理而成，但剔除了“下篇”的“指鹿为马的考古学遗址”和“表音文字破解的多解性”两小节，并有所增删，使得文章逻辑结构更为简单、更为紧密，论证更加有力。 本文已在微信公众号“李晓鹏博士”以《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首发。
祝愿在猪年里，揭露西方伪史的事业更加燎原！
↑：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千年石圈”“遗址”
对此，英国考古学家兴奋地表示该遗址“很不寻常，因为它是由直径相对较小的石头组成”。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发现先是在专家中引起轰动，随后被大肆报道。
直到日前，一位当地的农民联系到他们，说这个“千年石圈”是自己在90年代中期摆在那里的。
这、这、这……是何等的尴尬啊！由此引发国外网友爆笑和各种花式嘲讽！
看到这则报道，让人感到西方现代考古学家好像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不可思议。在我看来，这对西方考古学来说是很平常的事。还记得英国《卫报》2016年5月26日关于“亚里士多德墓”的报道吗？
据该报道，希腊考古学家希马德斯（Konstantinos Sismanidis）表示他已经“基本确定”在希腊斯塔吉拉（Stagira）出土的有2400年历史的穹形拱顶建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葬身之地，希马德斯说，“我们发现了墓地，也发现了古文献中提到的祭坛，还有那条通往墓地的道路，它与古希腊城邦中古老的道路形式非常接近。”希马德斯的现有考量都是基于这一拱顶建筑的地理位置、周围景象等间接证据：它坐落于广场中心位置，具有全景视野。如下图：
↑：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墓”
希马德斯是在塞萨洛尼基举行的纪念亚里士多德诞辰2400年的学术会议上宣布了这一发现的，他声称，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亚里士多德的墓地已经被发现。
在如此严肃的会议上宣布这样荒唐的消息，再次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这确确实实发生了，因为这是西方考古学长期以来的传统。
这种传统及其对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的影响，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19世纪的考古就是破坏
虽然考古学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但当时欧洲考古在证据和逻辑严重缺环的情况下，像这种“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的论证比比皆是。
1845年末至1847年年中，奥斯汀·亨利·莱亚德一直在伊拉克的尼姆鲁德进行发掘，并认为该遗址为尼尼微，1848-1849年出版了通俗读物《尼尼微及其遗存》，这部作品成为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考古学畅销书，广为传阅。莱亚德也因此成为名人。（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63页）
有趣的是，保罗埃米尔·博塔从1843年在伊拉克的赫尔萨巴德进行发掘，也认为该遗址为尼尼微，1849-1850年也出版了《尼尼微古迹》一书。（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62页）
而早在1836年，英国驻巴格达宫廷代表克劳迪亚斯·詹姆斯·里奇以其游历为题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库云吉克土墩和内比尤努斯土墩为尼尼微遗址，但里奇没有进行发掘。（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61页）
如此，三个人分别声称三个不同地方的遗址都是尼尼微城，这就尴尬了。
↑：尼尼微、赫尔萨巴德、尼姆鲁德
“博塔曾断言赫尔萨巴德就是尼尼微，而莱亚德在完成第一期的全部发掘工作后发表了名著《尼尼微及其遗存》，他推测尼姆鲁德为尼尼微。在他第二次考察时已经证明赫尔萨巴德和尼姆鲁德都不可能是尼尼微，而是像里奇所言，尼尼微是在摩苏尔对面，包括库云吉克和内比尤努斯在内的那一处大型遗址。”（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64页）
终于，西方作出了“协调”，开除了其他两个，依据是释读破解了的死文字。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朝令夕改”，最终改定的真的靠谱吗？
“值得怀疑的是，语言与历史上的名称究竟能否用于表示史前时代的事物。正如马洛温所言，全部症结就在于‘想象，而不是证据’。”（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3页）
“采用语言学和历史上的名称来作考古的命名，正如我们现在所知，只是一种虚妄之谈，当时或现在的资料根本无法证明的问题却使19世纪末出现的许多考古概论著作谈得明确而肯定”。（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45-146页）
当读完本文之后，就会更加笃信当时的轻率、妄定。
事实上，早期考古发掘极不严谨，胜似盗墓和掠夺，我们不能不对西方早期考古学采取审慎的态度，并保持必要的警惕。
“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工作于1817至1819年完成，并于1820年默里出版《埃及和努比亚金字塔、神庙、墓葬的新发现和发掘报告》一书。不过埃及真正的发掘工作并不是由贝尔佐尼和德鲁埃蒂这样的盗墓者开创的，马里埃特才是先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盗墓贼还能出书，而且在考古学发展的萌芽期，而所谓的先驱马里埃特其实也很烂，三十多年发掘三十多个重要遗址（良渚挖了近百年了，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才突破），比特里严厉地批判了马里埃特。
“马里埃特……三十多年共发掘了三十多处重要的遗址，所关注的主要是想获得辉煌的成绩，一味寻求奇珍异宝和历史古迹……比特里曾描述过马里埃特是如何在狮身人面像附近进行发掘，用炸药炸掉一座神庙坍塌的废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页）
马里埃特“用一群大兵把花岗石神殿所有的残件炸个粉碎，由于马里埃特几个星期才到发掘现场看上一次，完全被他的监工蒙蔽住了。监工从开罗买来一些文物点缀一下遗址，以保持他对这些遗址的兴趣。”（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71页）
比特里在马里埃特死后两年、即1883年悲哀地写道：“使人痛心疾首的是，看到一切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坏，一点也不顾及到文物保护。”（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页）
著名的施里曼也是如此。“尽管弗兰克建议他，要以网络状细沟的方式、而不是以巨大平台的形式进行挖掘，但施里曼还是一意孤行地挖开了一条贯穿山丘的巨型壕沟，翻动了数百吨的泥土和碎石，拆除了挡在途中的原本结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施里曼的发掘所带来的后果：遗留下来的一切，只是废墟中的废墟。”（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第63-64页）
这哪里是考古，这是盗墓，这是破坏！不但如此，半路出家的施里曼爱吹牛、浮夸、不靠谱，还是骗子。
“正如施里曼本人所坦承，‘我的最大毛病，就是喜欢吹牛和吓唬人……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坠’。好自夸和吹牛——时常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施里曼作为‘考古学之父’和离奇故事的讲述者，呈现给我们的常常是些让人感到迷糊的自相矛盾。”（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他自称是旧金山火灾故事的目击者；他宣称自己会见过美国总统菲尔莫尔（Fillmore）……他称自己所见过的一些人，也不是那么真实可靠。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他‘不是那么光明磊落的’；戈宾诺（Gobineau），一个法国外交官，称他是一个‘江湖郎中’；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mst Curtius）,奥林匹亚遗址的发掘者，认为他是一个‘骗子’。”（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还有考古人被工人欺骗的事件。布歇·德·彼尔特获得“一块完整的颚骨和几颗牙齿，以及几件手斧”，他相信“这一发现是绝对可靠的”。但“情况并非如此”，德·彼尔特“中了工人布置的圈套，手斧是伪造的”，但有人“替布歇辩白，认为他没有参与这场骗局”。（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2页）
就像本文开头提到的“千年石圈”，考古学家的“欺骗”，但被农民揭穿了，只不过情况相反了。“手斧”是工人欺骗考古学家，被其他考古学家揭穿了。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揭穿，而是背书，唱双簧呢？也许就被厘定而成为“正史”了。这不能不让人想起藤村新一，如果藤村新一的阴谋得逞，东亚的史前史就要被改写了。
盗墓、破坏、浮夸、欺诈，在西方早期考古学中是常态，由于手段有限，考古人成分复杂，素质堪忧，错误在所难免，又是整个西方考古学体系打地基的时代，错误的严重性不能低估，我们绝不能照单全收。
绝对年代不可靠
西方人不但在早期考古发掘中极不严谨，早期的解释和研究也多穿凿附会，尤其是表现在遗址的绝对年代上，纯系估算。以碳14等科技测年法看，不但极为粗糙的，而且错误连篇。下面我将大段引述，让大家看个究竟。
“沃尔赛（1821 - 1885）还敢于对丹麦的相对编年提出绝对年代的数据。他提出以公元前3000年作为第一批定居者到达丹麦的时间，并把青铜时代装饰品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400年至前1000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40页）
“日勒龙依据瑞士湖区堆积的形成速率计算出最早的湖上住宅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莫尔洛根据同样一些湖区的材料，但用不同的一套计算方法得出瑞士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瑞士新石器时代为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特罗旺还用另外一种计算方法，把瑞士青铜时代的起始年代定为公元前3300年。彭杰利认为丹麦沼泽区底层的苏格兰冷杉期可以估算为公元前5000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12页）
“比特里由此建立起两套编年，一个是爱琴陶器与埃及十二王朝之间的对应关系，一个是迈锡尼文明与十八王朝之间的对应关系。比特里以这两套编年和他自己在迈锡尼的考古工作为依据，断言爱琴海文明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迈锡尼文明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1931年比特里在回顾他早年希腊编年的结论时写道：‘大体上来讲似乎没有什么要变动的，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39页）
德普费尔德在其著作《特洛伊与伊留斯》（1902）中提出一套特洛伊编年：
“特洛伊一期 3000-2500BC
特洛伊二期 2500-2000BC
特洛伊三-五期 2000-1500BC
特洛伊六期 1500-1000BC
特洛伊七期 1000-700BC
特洛伊八期 700-0BC
特洛伊九期 0-500AD”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40页）
蒙特留斯把英国的青铜年代分为五个阶段：
“2500-2000BC，红铜时代；2000-1650BC，青铜时代第一阶段；1650-1400BC；1400-1150BC；1150-800BC。”（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43页）
对于克里特岛，“阿瑟·伊文思……认为米诺斯文明的早期阶段为公元前3400年至前2100年、米诺斯文明中期为公元前2100年至前1550年，晚期为公元前1550年至前1100年……现在看来，米诺斯文明本身的起始年代实际上或许应该向后推。米诺斯文明在公元前1700年之前的校准年代很不完整，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年代进行修正，无论如何也需要把米诺斯文明的年代缩短。”（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90页）
“1931年，在莱顿（荷兰）举行的第十八届东方学学者国际会议上讨论了从1918年以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发现，学者们一致同意八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时代分为三个前王朝时期：最早为欧贝德期，第二期为乌鲁克期，第三期与王朝时代紧紧衔接，称为捷姆达特-那色期……三期的近似年代定为：欧贝德期，公元前400--前3500；乌鲁克期，公元前3500--前3200；捷姆达特-那色期，公元前3200--前2800年。”“所谓的哈拉夫文化可以断定早于欧贝德期，这样就把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公元前五千纪。”（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0页）
关于伊朗，“锡亚尔克一期是真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文化进展的阶段看，与美索不达米亚史前史中的前哈拉夫相当……锡亚尔克二期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哈拉夫文化、萨马拉文化时代相同……在锡亚尔克二期与三期之间存在缺环，这一阶段以欧贝德早期到乌鲁克中期的八个居住址地层为代表。锡亚尔克三期完全是铜石并用文化……锡亚尔克三期文化是在最晚期居住地层所代表的时期结尾被毁灭的。在它之上建立起锡亚尔克四期文化的建筑，这是一座属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的城市。”（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8页）
关于里海东部，“庞皮利1906－1907年访问了埃及，计算出那里居住址遗物的堆积速度为每百年将近半米。以此为据，他断定安诺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6000一前5000年，安诺三期为公元前5000一前2000年，并把安诺一期的起始年代推前至公元前1万年。德・摩根对苏萨一期也提出了类似过于夸大的年代数据。然而赫伯特・施密特博士则对安诺文化提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绝对年代。施密特实际上在庞皮利领导下负责过那里的考古发掘工作，他所定的年代发表在庞皮利的同一本著作中。他断言安诺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三千纪，安诺二期为公元前2000一前1500年，安诺三期为公元前1500一前1000年，安诺四期为公元前1000一前500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10页）
关于印度文明，“马歇尔最初认为哈拉帕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000－400年，但在塞斯、加德和西徳尼·史密斯研究了各种印度-苏美尔之间的联系并发表评论之后，马歇尔把哈拉帕文化的繁荣期年代推前至公元前3250－前2750年，麦凯提出把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晚期地层年代改为公元前2500年。惠勒和皮戈特新近的分析认为，印度河文明的年代皮定为公元前2500一前1500年上下一千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65页）
关于中国，“1923年安特生估计仰韶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一前1500年，但门京认为仰韶文化中任何一个遗址的年代都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斯平登把这一文化在中国的繁荣年代定为公元前2200一前1800年之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67页）
摘录列举了这么多西方早期关于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的相关研究，我想说明的是，上述关于各地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都是在1950年代碳14等科技测年法被发明出来就已经被厘定了，是否靠谱呢？显然，从引文看，都是估算的，是根据遗址堆积的厚度等地质学方法进行估算，是非常粗糙的，而且众说纷纭，最后只能取“一般认为”、“一般相信”，不但不可能靠谱，而且完全错误，还错得离谱。此可谓之妄定。这就是西方考古学体系得以建立的重要逻辑，是极其粗糙、极不可靠的。当中国依据碳14测年法等先进手段建立起自己的考古学精确科学体系时，不可轻易与其进行对接研究，比较的前提是标准统一。
西方早期这种轻率妄定的传统延续至今，才会闹出本文开头讲到的“千年石圈”和“亚里士多德墓葬”的笑话。
绝对年代搞错就会导致一系列历史对应研究的错误。同样，历史对应研究出错，例如错认尼尼微遗址，就会导致遗址的年代出现错误，并导致叠压的其他遗址年代也出错，一步错，步步错。
例如，西方人把中国的仰韶文化的绝对年代错误地定为公元前3000 - 前1500年，另两种估算更晚，也因此，“徐中舒力主河南西北部的仰韶文化为夏民族的文化”（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67页）。
因此，绝对年代问题是极为严肃的问题，牵涉甚广、甚深、甚大，不可小觑，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考古学早期手段极其有限，又是怎么估算世界各地遗址的绝对年代呢？西方把西亚的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拔高，然后，按照“阶梯式”逻辑排列欧洲、印度、中国。
当时浪漫主义、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西方预设了西亚起源的历史哲学，创立了世界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建立起整个考古学体系，该体系不外乎是西方古老而辉煌，不外乎两河中心论。
如前所述，当时所谓的实证主义，不但极为粗糙，由于条件所限，甚至是错误的，又难逃浪漫主义的影响，最终沦为为浪漫主义背书。
实际上，西方也有怀疑，“今天的人们会奇怪：蒙特留斯竟会这样自信，他的年代断限居然可以定为像公元前1650年至前1150年这样确切的五百年。不过在当时，他的方案的确提供了以一个研究青铜时代遗物的客观标准，而且也确实是第一次证明了交叉断代这一对照编年技术的价值和可行性。”（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43页）
在这里，格林·丹尼尔避开可靠性问题，以考古学方法来肯定其价值。交叉断代方法的前提是有一个靠谱的科学基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即使有，又岂能比直接以碳14测年法来测定更科学、更精确、更可靠呢？
西方从1842年开始到1939年（参照拱玉书《西亚考古学：1842 - 1939》），历经近百年，而中国从1921年开始至今，也历经近百年，欧亚大陆的考古学研究情况远没有中国境内的清楚，中国境内尚不能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关系框架，而且我们目前的科技手段更多，更先进，西方早期就急于建构起清晰连贯的欧亚大陆的考古学体系，这些体现在1924 - 1939年出版的《剑桥古代史》。到底是我们无能，还是西方胡搞呢？西方的绝对年代体系的错误，必然导致时空错乱，各式各样“关公战秦琼”。因此，西方根据错误的绝对年代建立的考古学体系必然导致致命性的系统性错误。
以黍的年代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
西方考古学的绝对年代错误导致黍的起源的历史被颠倒了。
“在世界范围内，欧洲、西亚其实也有小米，黍曾被认为最早是在7000年前的西亚地区起源的。但在2003年，我们在内蒙古赤峰发掘的兴隆沟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小米，包括粟和黍。到底哪儿是小米的原产地呢？中国和西亚欧洲的粟和黍究竟是两个不同中心，具有各自的起源，还是只有一个起源地？这个问题只靠我们考古学家是解决不了的。于是，中外顶级的植物考古专家合作，用科学的办法对中国和西亚、欧洲的小米进行多种分析手段研究。首先，科学“测年”成了解决问题的基础……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的高精度测年仪器对兴隆洼遗址中浮选出来的碳化的黍进行测年，结果都是距今7600多年。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这批粟和黍之前，学术界认为世界上最早的黍是西亚出土的，有7000年的历史，欧洲出土的黍有5000年历史。但是，最新的高精度测年研究表明，这两个地区的黍都没有早于‘4500岁’的。比我国发现最早的黍晚得多……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粟和黍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起源地，这个起源地就是中国的北方地区。”（参阅王巍在由光明日报社和兰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大河之光—黄河彩陶文化峰会”上的演讲，见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6年9月18日文《文化交流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原来是7000年前的西亚黍，经国际合作重新科学测年之后仅为4500年前，足足削掉2500年，这足以摧毁此前的一切比较研究。
黍的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和鲜明地说明了：
1.西方早期厘定的错误的考古学年代体系是黍的年代产生错误的根源，包括安特生时代所估算的仰韶文化的绝对年代。
2.黍的年代错误证明了西方早期厘定的考古学绝对年代体系是错误的，包括西亚、埃及、欧洲、中亚、印度等。
3.对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应锱铢必较，因为它关乎源流。
下面讲讲黍的年代问题对西方考古学体系的系统性影响，并提出我对于西方考古学体系的大致矫正情况。
因为黍的绝对年代是2003年之后由“中外顶级的植物考古专家合作，用科学的办法”、经“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的高精度测年仪器”测定的，是确证了的，坚实可靠，铁证如山，比任何早期估算或单方科技测年数据都要可靠、权威。这里必须着重强调的是，既然西方能够弄出错误的考古学年代体系，那么，其单方科技测年就不具有可信度，对此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和立场坚定，尤其是与黍的年代矛盾的时候。
“从1931年起，坎贝尔·汤普森代表大英博物馆在库云吉克作了发掘，他从一座亚述时期的神庙基址向下打一竖穴，一直打到生土层，由此发现了下列的地层序列：亚述、巴比伦、阿卡德、苏美尔、捷姆迭特-那色、乌鲁克、欧贝德、哈拉夫。这一叠压现象为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时代和原史时代提供了完整的地层剖面证据。”（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0页）如下图：
↑：西亚叠压文化层、黍所属文化层、年代体系
虽然无法查到西亚黍所属的西亚考古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但根据错误的西亚黍的年代为7000年前，权且保守对应于哈拉夫文化层（5000-4300BC），那么，根据矫正的黍的正确年代为不早于2500BC，就可以得知，哈拉夫文化的正确年代为不早于2500BC，而根据坎贝尔·汤普森的发掘，哈拉夫文化层之上的叠层为欧贝德文化→乌鲁克文化→捷姆达特-那色文化→苏美尔→……。按照每期500年算，欧贝德文化的绝对年代为2000BC，乌鲁克文化为1500BC，捷姆达特-那色文化为1000BC，那么，所谓的苏美尔文明即为公元前500年的文明，阿卡德、巴比伦、亚述就更晚了，巴比伦差不多是公元前后的，亚述就沦为公元后的了，而古波斯就更晚了，或者说古波斯是否存在呢？如此，就彻底颠覆了西方所建立的西亚历史学体系，证明了西方建立的西亚历史学体系是彻头彻尾的伪史。
而这些伪史体系的编成是基于对考古发现的文字的破解释读，那么，这也就证明了所谓的破解释读只是一厢情愿、穿凿附会，证明了西方伪史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即对考古发现的文字的破解释读是错误的，证明了商博良和罗林生对埃及象形文字和西亚楔形文字的破解是伪解，事实上，没有办法可以证明其所谓的破解的正确性。
如果这样，就证明伍利教授所说的是正确的，即一些公元前3000年的遗址其实是13世纪阿拉伯时代的。
当然，估算是不准确的，正确和科学的做法是直接进行碳14测年，但大致逻辑和情形就是如此，说不定比我所推算的更晚近。
根据权威的黍的年代数据所矫正后的考古学文化叠层的正确年代与古埃及、克里特、迈锡尼、特洛伊的考古学文化叠层的对应关系，就能得知，所谓的古埃及早王朝则为公元前一千纪，克里特文化则是公元前后的了，迈锡尼文化、特洛伊文化则是公元后的了。这样，西方所建立的埃及和爱琴文明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就全部推翻、颠覆了。
综上所述，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已经确证了的、权威的黍的绝对年代及其所对应西亚考古学文化、以及西亚考古学文化叠压关系，除了估算的每期为500年，其余在逻辑上无懈可击。
以铁证、权威的黍的年代为基准，可以发现，西方建立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都是伪学。
以权威的黍的正确年代为基准，进一步分析彩陶、青铜等的年代问题以及发源、传播问题。
“弗兰克福特在《考古学与苏美尔人问题》（1932）一书中提出在近东划分出两种彩陶文化：一个称为叙利亚彩陶文化，以哈拉夫土墩遗址为代表；另一个文化……为伊朗彩陶文化……主要见于伊朗东北的锡亚尔克（从一期到三期早）、安诺一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9页）
“在伊朗广泛存在着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群，它们主要属铜石并用时代，但偶然也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如锡亚尔克一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9页）
彩陶和铜石并用共存于哈拉夫文化、锡亚尔克文化、安诺文化，是红铜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交界点，依据为“偶然也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如锡亚尔克一期”，又依据：
“这样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史前史中划分出下列五个时期：5.捷姆迭特-那色期；4.乌鲁克期；3.欧贝德期；2.哈拉夫-萨马拉期；1.萨捷-哥祖期，或称新石器时代。史前阶段分作五期的方案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01页）
可见，比哈拉夫文化更早的萨捷-哥祖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所以，根据黍的绝对年代为不早于2500BC，则西方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也为不早于2500BC，那么，青铜时代就更晚了。
同样，2017年05月26日中国考古网的报道，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文化的彩陶和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高度相似，年代差不多都是7000年前。（参阅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7年5月25日的文章《相似相隔 相见相惜——“彩陶—横跨欧亚的史前艺术浪潮：库库特尼-特里波利与仰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社科院考古所举行》） 如图：
↑：库库特尼彩陶、仰韶文化彩陶
根据黍的年代纠正为4500年前，如果层位相当的话，那么，罗马尼亚库库特尼文化真正的绝对年代也应该与黍的年代差不多，即2500BC。
可见，西方早期错误的考古学年代体系把西亚和欧洲的彩陶文化和青铜年代给大大拔早了，因此，在进行中国和西亚的青铜年代比较研究时，自然就会出现青铜西来说的错误，自然就会对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文化与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高度相似且年代相同感到诧异。
如果用碳14测年进行重新测定、复查，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与黍一样的情况，把西亚青铜时代和库库特尼的彩陶文化年代大大压晚。假设西亚的青铜年代最早为公元前1500年那么，就晚于中国甘肃、二里头青铜，不但将推翻青铜“西来说”，而且，还反过来发现西亚、欧洲的青铜都源自中国；而库库特尼彩陶文化为2500BC，不但不会对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彩陶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相似感到诧异，还会发现库库特尼彩陶文化其实也源自中国，源自马家窑文化。
“大量考古实证说明：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非但不是‘西来’的，反而不断向西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的彩陶文化渐次分南道、北道西行，最西影响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克什米尔地区。”（参阅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7年5月25日的文章《相似相隔 相见相惜——“彩陶—横跨欧亚的史前艺术浪潮：库库特尼-特里波利与仰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社科院考古所举行》）
可见，中国彩陶西传的年代与罗马尼亚的库库特尼文化的年代、乃至西亚彩陶的年代都衔接上了，这将改变安特生所谓的“彩陶西来说”，还将逆转成“西亚、欧洲彩陶中源说”。
同样，现在流行的所谓欧亚大陆的小麦、绵羊、黄牛、马车、铁器等的“西来说”也将逆转为发源于中国。
对此，我的建议是，建立考古学绝对年代国际研究联合会，像考订黍的年代一样，制定国际认证体系的统一标准，对考古发掘的全程操作进行规范，发掘程序、层位标准、检材提取标准、保存条件标准、检材处理程序、检测仪器、实验室检测条件等进行统一，对各考古学文化层进行连续大量取样而直接测年，重新建立欧亚大陆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序列体系，重建世界/全球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
也许，格林·丹尼尔意会到些什么，他指出：“主张新石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的中国是近东在遥远的东方所建立的边缘驻地的观点已经过时。现在无法否定中国农业与青铜制造独立发展的事实。”（《考古学一百五十年》译序）
根据本文的阐述和论证，相信大家都能意识到西方考古学体系的严重问题，我断言，国际考古合作进行重新科学测年，将作出如下结论：
①推翻世界各地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体系；
②推翻西方的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
③证明了西方伪史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即对考古发现的文字的破解释读是错误的；
④证明西亚和欧洲的彩陶、青铜发源于中国；
⑤甚至小麦、绵羊、黄牛、马车、铁器等也都发源于中国；
⑥证明中华文明是独立发展的，终结“中华文明西来说”；
⑦现有文科学术界的共识都要被颠覆。
如此，则强有力地支持了本公众号于2018年2月15日文《综论“人类文明的源头在中国”》的观点。当然，这有待于“我的建议”的落实来验证。
结 语
西方考古学虽然发明了不少理论和方法，只是因为先发优势红利，但是，基于早期考古学手段极其有限，理念极不成熟，态度极不严肃，方法极不科学，应用极不严谨，同时，当时西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浪漫主义处于鼎盛时期，急于建立超越中国的、基于《圣经》体系和《荷马史诗》体系的西方古老文明，难免“拔苗助长”，“证据不够，胡诌来凑”，导致由西方以语言学、考古学建立起来的西方史前考古学体系和历史体系错误连篇，而这种错误是系统性的。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9页）
为什么文明的摇篮从尼罗河变为两河？因为西方的文化基础基督教发源于巴勒斯坦，因为尼罗河文明现在被认为是黑人创造的。西方的历史和考古不是基于学术，而是基于亲缘关系，亲缘关系包括三种：地理亲缘关系、种族亲缘关系（语系、体质）、文化亲缘关系（参阅《黑色雅典娜》）。
有人可能会说，今天西方严肃的学者没有人会相信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的存在，更不要说它的重要性了，也就是说，现代西方严肃的学者在学术上很严谨。但是，贝尔纳提醒道：“现代考古学家和这一领域的古代史学家仍然在使用粗糙的实证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建立起来的模式。”（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8）
同时，贝尔纳说道：“支配19和20世纪的是进步和科学的范式。学术领域存在这样的信念，即多数学科突变进入‘现代性’或‘真正科学’的阶段，然后是稳步积累的学术进步。在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历史写作中，这些‘突变’被认为发生在19世纪，从那以后，学者们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工作在质上比任何此前的工作都要好。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触手可及的成功确认了那一领域中这一信念的真实性。它拓展到历史写作领域的基础则不那么牢靠。”（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336）
西方在历史写作领域和考古学领域并非像自然科学领域那么成功，但是，他们利用了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功，具有欺世盗名的重大嫌疑。
19、20世纪，欧洲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甚嚣尘上，欧洲中心论主导学术界，对学术造成重大影响。对此，贝纳尔指出，“既然现在认为它们生成的环境是可疑的，它们应该被仔细地检查。”（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8）
虽然这段话是贝尔纳针对古希腊的历史研究而言的，但其实对整个西方历史体系和考古学体系都是适用的，因而有必要对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进行重新审查。
总体而言，西方的历史是近代“研究”出来的，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按照马丁·贝尔纳的说法，是“Fabrication”，即制造、捏造、建构；按照中国的历史话语，这叫今文经学。
知名美国作家安德烈·弗尔切克说，西方笃信“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西方主流学界是不会主动颠覆自己的伪考古学体系，只会不断重复其谎言。
幸而，黍的绝对年代经权威测定，得以窥见西方伪学伪史之全貌。此可谓“西方伪学术，一黍定乾坤”！
（完）